1972年，上海博物馆将几万件文物赝品丢进垃圾箱，委派万育仁处理掉。可就当万育仁准备把它们丢弃时，突然掉出来一张小纸条，万育仁捡起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晋王羲之上虞帖。

万育仁心中不免一惊：难道是专家们看走眼了？这不会是真迹吧！

(资料图)

万育仁连忙从那一大堆废弃文物中找出了这幅字，细细鉴赏了一番，结果怎么看都不像是赝品。

万育仁不敢耽搁，连忙带上这幅字，跑进馆内找专家重新鉴定。

专家戴着老花镜，扫了一眼，语气淡漠地说：“虽然仿制的手法不错，但假的真不了，丢了吧，是赝品无疑！”

当时的万育仁，人微言轻，也不敢跟专家争辩，只好拿着这幅字，默默地退出了专家的办公室。

可尽管专家给出了定论，万育仁还是有点不信服，他观察过每一处细节，都没有赝品的痕迹。

其实，万育仁在文物鉴定方面，也是小有心得的。

他从小就对古物很感兴趣，15岁那年，便通过亲戚介绍认知了著名收藏家孙伯渊，可以说，孙伯渊就是他的师傅。

在来上海博物馆工作的前几十年，万育仁一直靠着给别人装裱字画为生，见过的大多数都是赝品，但也有让他大开眼界的真迹。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早就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他不相信自己会看走眼，但老专家也很笃定自己不会失手。

这时，万育仁想到了之前圈子里的做字画鉴定的朋友，便把他们都约来家里看这幅“上虞帖”。

结果没想到，那几位朋友跟老专家意见一致，都觉得它是赝品。

但尽管这样，也没有动摇万育仁的看法，他把“上虞帖”收好，准备等待时机，重新鉴定。

只是他也没想到，这一等，就是3年。

1975年，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沈之瑜官复原职，万育仁欣喜若狂，他心中隐隐觉得，那副“上虞帖”终于要有定论了！

他带着珍藏了3年的“上虞帖”，找到了沈之瑜，开门见山地说：“我希望您能组织专家，对它重新研究和鉴定，如果这里的专家不够权威，我们应该把它拿到北京，请求更高级别的专家协助。”

沈之瑜认真听完万育仁讲述的来龙去脉，也对此事非常重视，他当即决定：“走！跟我一起去趟北京，咱们找谢老去！”

沈之瑜口中的谢老，就是谢稚柳，在文物鉴定方面非常权威，在整个行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不仅鉴赏能力高超，他本身在字画方面也很有天赋，他的作品，更是价值不菲。

谢稚柳一生赏阅过无数字画，经验丰富老道，再好的绝世珍宝，在他眼中都不值一提。

可当他看到这幅“上虞帖”时，眼神中却罕见的发射出了惊喜的光芒，他激动地喃喃自语：“好东西啊！真是好东西！”

随后，他又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的观摩，结果发现，在字卷的左上角，有“集贤院御书印”，而且内容处也有“内合同印”，这绝对是个重大发现。

这意味着，这幅“上虞帖”在南唐时期，都被奉为珍稀文物，更何况在现代？

谢稚柳说：“这幅上虞帖，虽是唐摹本，但我们也应该把它当成真迹看待！这应该是个书法大家临摹的，几乎达到了百分百还原！”

其实，这封“上虞帖”，说白了就是“王羲之”给朋友的一封“请假条”，大致意思是说：“由于我肚子疼，不能赴约，深表遗憾。”

同时，信中也提及了几位其他朋友的近况，非常符合王羲之晚年的书风。

因为年代久远，上虞帖的原本几乎无法找回，因此唐摹本便显得尤为珍贵。

有了谢稚柳的认证，沈之瑜和万育仁欣喜若狂，沈之瑜激动地握着万育仁的手说：“你真是咱们上海博物馆的大功臣啊！”

如今，这幅“上虞帖”已经被珍藏在了上海博物馆中，并成为了镇店之宝。

如果当初没有万育仁的坚持，恐怕这幅唐摹本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将成为文物界的一桩憾事。

多年后，万育仁一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但每次经过“上虞帖”的时候，他都会驻足多看两眼。

这件事情传出之后，不少游客都千里迢迢驱车赶往上海博物馆参观，大家无不为万育仁的敬业态度深感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