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瑞芳老师给我发了一篇文章《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个她》，介绍的是93岁女指挥家郑小瑛教授的故事。其中一个片段很有意思：
郑小瑛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一群农民刚从田地里回来，脚上还是泥巴，女人穿着宽大的花裙，拿着芦笙，应该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个人指挥，其他人唱着多声部和声，悠然自得，非常好听。郑小瑛太着迷了，因为这种和声非常难，她接触到当地的一位作曲家，请作曲家带路，专程跋山涉水去到这个云南深山，郑小瑛还没走到的时候，远远地就听见他们唱迎宾曲的歌声回荡在山里头，农民合唱团听说郑小瑛是个国宝，拉了一个横幅——欢迎国家宝贝郑小瑛教授。
【资料图】
他们站在一个很简朴的教堂前等郑小瑛到来。郑小瑛得知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下工以后，大家一起在火塘旁坐着唱歌，她问他们在合唱里面收获了什么？一位农妇回答：“退让。”
“震撼我，”郑小瑛说起这段经历眼神闪亮，“她说的是一个真理，我从心里头很爱他们。”
云南苗族“踩芦笙”
这几天，孩子们对“乐”越来越有感：“乐”不只是音乐，更是“礼让”、“配合”、“和谐”、“王天下”，是大生命的合奏。《论语》中几乎没有论述军事、经济，许多内容都关乎“礼乐”和“为政”。相对于现代政治学而言，孔子的关切很不一样。
当前中国社会的显学仍然是经济、金融和高科技。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最关心的仍然是经济发展；计算机专业仍然是热门，尤其是里面的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方向，找工作比较吃香。而唱歌、玩音乐，似乎是不务正业，可有可无。
郑小瑛回忆她刚到厦门，组建中国第一个“公助民办”的交响乐团——厦门爱乐乐团时，很难招到人。
“虽然参加郑小瑛的合唱团是不收学费的，但是一开始都没有人来学。”郑小瑛说：“我到厦门，给别人提到歌剧，人家毫无反应，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谈不上向往，这点给我的冲击很大。我曾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在北京我们也排演歌剧，参加国际歌剧节，得到很好的评价，但是各个城市发展的水平非常不平衡，我才觉得我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于是更加要努力，天天去忽悠他们，请他们过来训练。”
1979年郑小瑛老师在中央歌剧院排练歌剧《茶花女》
“唯乐不可以为伪。”孔子非常确信，乐教才是重建礼乐文明的入手处。只有对“大乐”有真体会，才会真懂得“礼让”：大的，让小的；强的，让弱的；成熟的，让不成熟的。
——如此，才是天下平。
附录：《永恒的纪念碑——纪念声乐大师沈湘教授逝世一周年》
作者：刘森（音乐家，原总政歌剧团指挥）
声乐大师沈湘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去年，在那悲痛的日子里，在回响着《安魂曲》的肃穆大厅里，望着静卧在鲜花丛中的他的面容时，我毫不怀疑他一定是走向宇宙中的艺术天堂了，他一定会在那里的，一定！否则我们无法承受眼前的事实。
一个人在人生最浑厚纯熟时期，在事业发展最辉煌时期骤然离开，世人当会惋惜。沈先生却不仅于此。他一生为艺术，为民族，为学生、朋友、亲人承受了许多许多。他不仅以花甲之年愈益旺盛、深邃的智慧火花使一批批学生终生受益，不仅以世界级声乐大师的造诣和业绩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无尽的遗憾，他还以坎坷人生中痴迷、执著、纯真的艺术追寻，幽默、宽厚、超然的处世态度，真诚，正直、忠诚的人格力量，留给我们永久的怀念和诸多严肃的人生思考。
沈湘老师
我与大师的结缘是20多年前的往事。70年代初，我担任中央广播合唱团指挥。工作中不懂声乐的我，由于缺少解决声乐表演的具体手段，很难把排练、录音任务完成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把这一苦衷告诉了沈湘先生的夫人李晋玮老师，她马上建议我向沈先生学。我孩提时代演戏时喊坏了嗓子，加上长时间演奏笛子，声带总处于一种不完全闭合的状态，连说话都嗓音沙哑。非常幸运，沈先生居然答应收我做学生。
一开始，我就体会到沈先生对声乐艺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他从如何讲好话开始，给我讲科学的发声原理，又从医生朋友那里借来腔体模型，给我讲腔体结构。他告诉我，一般动物只有吼、喊、叫，人才有歌唱的才能，而唱是最有情的。他说，一只鸟在树上鸣叫能传很远，一只大公鸡在太阳升起时昂首啼鸣可传几里地，可是它们的腔体却非常小。按照这样的比例，人的歌唱才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对于人的歌唱能力远远没有认识清楚。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沈先生认为，凡是具有正常发声条件的人，运用正确的方法都能歌唱。怀着这一信念，他热心地帮助每一个抱有歌唱理想而向他求教的人。对我这个嗓音沙哑的学生，他也充满了开发的信心。奇迹出现了。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在课堂上唱出有力的“a”时，沈先生和李老师的眼中，放出了惊喜的光芒。许多人对于沈先生能把许多毫不出色的嗓子“点石成金”迷惑不解，其实并不神秘。执著的追求，勤奋的钻研，大胆的尝试，刻苦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是他成功的奥秘，智慧的源泉。
沈湘老师在芬兰给声乐老师上课
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沈先生竟又被停止了教学活动。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脸上充满了愁容。然而，一个星期之后，沈先生提出给我上理论课。为了避免违“法”教学之嫌，我们的理论课经常在学校外面胡同里上，有时也到公园里上。常常是一个人搬一个小板凳，聊天式地讲起来。从民族声乐、戏剧流派、以字带腔，讲到世界上的名曲、名剧、名歌唱家。他还风趣地讲到如何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探讨“高音”。两人尝试以不同的概念发出响亮浑厚的高音，结果欣然发现，京剧里“花脸”(即净)的“脑后音”和美声的“关闭”是同一个意思。他讲世界著名大师吉里、卡鲁索，讲卡拉斯、苔巴尔蒂，讲莫扎特、威尔弟、普契尼、拉威尔，课一堂堂地讲下来，在我眼前逐渐打开了一个丰饶多彩的民族与世界艺术的宝库。
至今我仍记得在一个夏日的深夜，在校外的西石槽胡同里，我正听他讲课，马路清扫员的扫帚声在均匀的节奏中向我们靠近。我们拿起小板凳等她扫过去，又在扫帚声远去的伴奏下继续讲。就这样，在“小胡同课堂”上，一部戏接一部戏地讲，我真不记得有多少次了。那段时间，从沈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我一生都受用不完。
沈先生对艺术的深情是倾其魂魄的。那时我在广播电台可以接触到许多音响资料。沈先生自己收藏多年的唱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红卫兵抄家时用卡车拉走。他很渴慕再听到那些珍贵的音乐。一次，他到我的工作室来，我们一起听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当咏叹调唱出时，我发现沈先生已泪流满面了。那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对我这样一个求学的人，倾注如此热忱之心，为什么任何对他的打击和限制，都不能改变他对艺术的酷爱！因为艺术为他陶冶出一颗纯净如金子般的心，而这颗金子般的心，更加执著地把艺术视为生命去追寻，以至于他有那样的宽宏去容纳人生中一次次的坎坷，一次次的不公正和残酷的打击。他有那样的胸怀，在人的尊严和事业俱毁的逆境中仍能面对现实，对人对己始终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
沈湘老师和学生范竞马
“四人帮”垮台后，他开始恢复教学活动，向他求教的学生越来越多。我的工作也日益繁忙起来。我们之间那种特殊的教学虽然中断了，但是我们却成了生死相托的好朋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政策为沈湘展现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1978年，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成立，沈湘回到教学工作岗位，担任教研室主任，有了系统地培养学生的机会。1979年，他被提升为副教授。1982年升为教授。歌剧系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以后的十几年里，沈湘开始了事业发展最辉煌的时期。
只要看看沈湘十几年来所培养出的学生的成绩和他的工作日程表，就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1983年到1990年的8年间，沈湘教的学生梁宁、迪里拜尔、刘跃、范竟马、黑海涛、程达，分5个声部，前后11次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这样的成果在世界上也属罕见。沈先生本人除带学生参加世界比赛之外，还连续6年到芬兰萨沃林纳歌剧节开设大师班并为芬兰国家歌剧院的主角授课，为爱沙尼亚国家歌剧院主角授课。
从1987年开始，连续3年担任英国卡迪夫国际歌手比赛的评委，担任法国巴黎声乐大赛、意大利玛丽亚•卡拉斯国际声乐比赛、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主办的ARD国际声乐比赛评委。除此之外，沈湘国内的工作也很繁忙，音乐学院的授课任务十分繁重，不计其数的人上门求教。他还先后到成都、广州、西安、乌鲁木齐、杭州、太原、济南、武汉、天津等十几个城市讲学。就在他去世之前，沈湘还筹划了许多重要的活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设想：他准备请在国外工作学习的学生回来演歌剧，拿出中国的一流水平向世界争雄；他要在北京举办大师班，集中训练高水平人才。
在英国卡迪夫国际声乐比赛的评委席上
可他认为只教几个国际获奖者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欣赏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音乐水平。他给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上课，为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上课，他要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和艺术院校青年教师办训练班……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日程表。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是发生在一位70多岁的高龄的老人身上，而且是一位20多年前就患有严重心脏病----心肌已经五分之四坏死的人身上。
深知沈湘大半生坎坷的亲朋好友，理解他何以这样如饥似渴地工作。沈湘太爱声乐艺术了！他因此而更加热爱人生，在花甲之年攀登艺术发展的高峰。这卓越的成就获得政府和人民的理解与信任，并给予他崇高的荣誉。他越活越年轻。但是他的心脏却无法承受这积压几十年之后爆发出来的能量的冲击……
在《安魂曲》和鲜花的陪伴下，他静卧在那里。在这事业发展最需要他的时候，客观现实给他最公正的对待时，他走了，走得太匆忙……
无限的哀思寄托不了我们对沈先生的深情和爱戴，那鲜花吐露着清幽的芳香以她的纯净，净化了每一个向沈先生告别的人，以她的圣洁和崇高，在人们心里铸成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初次发表于1994年）
（中霖整理）
夸父班在东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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