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扬州那位老人的消息这些天充斥着朋友圈和网络媒体。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其执政时期，正好是这拨人年纪很小的时候，零零后就更不必说。当我们开始记事时，更多的印象应该是这个世纪初的十年。所以朋友圈的很多消息，大家看了非常新鲜，彷佛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资料图】
幸运的是，有一个叫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人，在十多年前写了一本他的传记，取名为《他改变了中国》。这本书据说是当年销量最大的图书之一。如果没有意外，这本书也将会是今年销量最大的图书之一。当我在新闻发出的第一时间下单时，京东上尚有存货，第二天就送到了。翌日我再查看京东，全部显示为无货，已经卖断。
有意思的是，这位作者居然是一位国际投资银行家，却在世纪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他改变了中国》，另一本是《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成为描述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范例”。透过他笔下的记录，年轻一代能够很好地感受过去几十年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关江的一生，大家熟悉的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些大事，比如港澳回归、申奥成功、加入世贸九八洪灾等。最近在朋友圈流传较多的，是在他还没有执政期间的一些轶闻。包括他如何多才多艺、掌握多门外语、对媒体的态度以及在香港回答年轻记者问题时的谈笑风生。
正好，库恩的这本书前一小部分，讲述的就是他在进入中南海之前的经历。
他应该是所有领导人中比较多才多艺的一位，音乐、书法、诗歌、象棋等都很精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和他出生的家庭有莫大的关系。书中介绍到，他的祖父“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很小就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并且在乐器演奏上有着极高的天赋。他的书法也很好，并且一直保持着繁体字的题词习惯。
有文章提到他会多门语言，但究竟多少门，大家都说不清。从他的成长、学习和后来的从政经历可以粗略估计一下。
他中学念的是扬州中学，那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正是日本侵略我东南沿海省份之际。那时，学校都要求学日语，他也不例外。但是，因为他的整个家庭都是革命者，所以很抗拒学习日语，每次都只是勉强及格。后来他回想起还有些后悔。因为他具有很高的语言天分，如果好好学，一定能够说的更流畅。
后来他从扬州来到南京、上海求学，最终进入上海交大读本科。那时候的交大已经是名牌大学，教授都具有国际视野，讲课都是英语教学。他很小的时候也有接触英语，后来在大学里经过历练之后，这门如今我们都在学习的语言，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所以，他在主政上海时可以对着几千交大学子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可以和华莱士谈笑风生，可以对香港的年轻记者说Too young too simple。
江在交大念的是电机工程学，毕业之后最初是在上海海宁洋行做工程师。海宁洋行后来被改造成上海益民食品厂，最终成为了如今的光明食品集团。正是在这里，江开启了人生的职业之路。后来他称自己有着“23年的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经历”，都与机械和电子分不开。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准备在东北建设长春汽车厂，他被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选中，作为700位技术人员派到苏联学习，并在长春郊区的一家俄语培训班做了语言加强训练。之后，他踏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来到莫斯科。在学习技术之余，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学习俄语，并且爱上了苏联的文学艺术和歌曲。以至于很多年之后，他还能在莫斯科大学用俄语演讲，私下与普金用俄语交谈。
上世纪七十年代，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成为一名技术性官僚。当时我们和苏联的关系跌入谷底，外交上面临窘困。在东欧，罗马尼亚依然与我们要好，并且也和苏联不和。为了维持好关系，我们答应罗马尼亚，帮他们建设15座工厂。这个重担，落在了江的身上，他成为出使罗马尼亚完成这一任务的领头人。在这期间，他学会了罗马尼亚语。
正是因为极高的语言天赋，让他在后来的执政生涯里能和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保持亲密关系，对他的领导地位也极为重要。
还有些文章提到他在上海时，坦然面对某全国性报纸记者的嘲讽。上海是他喜欢的地方，也是他的福地，后来他正是从这里走进了中南海。当时的环境有一定的特殊性，正处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做事风格有着非常明显的理工科思维，工程师般有条不紊的特点，所以事无巨细都会照顾到。
有一次，他甚至亲自关心并下令维修了一条上海火车站附近的破裂水管。这一事件被上海本地媒体报道之后，被某全国性报纸的一位记者拿来做文章，写了一篇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的文章，指出如果一地主政管连水管破裂这样的事情都要管，那还要下面的人做什么呢？
这篇报道被他看到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联系那位记者，跟他沟通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当那位记者知道江亲自回复他解答时，惴惴不安，深怕自己饭碗不保。结果，出乎他的意料，江没有生气。后来甚至看到这位记者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时，还专门表扬了他。显然，他是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的力量的，也是懂得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的。但是，这是在八十年代。
此前还有一篇文章叫《江同志如何度过人生低谷期》，讲了他在武汉热工所的故事。当时他刚刚结束参与创办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却迎来了狂热的六十年代。他后来描述那段时期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却是国内少有的在动力工程领域有着过硬履历的杰出人才。于是，在上峰的建议之下，他出任刚刚成立的武汉热工所的所长，开始步入高级干部序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经过了动荡的十年。这十年，许多职位比他高的人都被打成右派，甚至付出了生命，更遑论一个仕途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相比其他人，他的经历已经算很好了，只是停职了两年，然后被发往五七干校。个中原因，除了他是烈士之后以外，别人确实很难在他身上找到下手点。到1970年代初，他就被调回第一机械工业部，并在后来带团前往罗马尼亚，之后升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正式进入高层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