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令我在俗世生活中
保持清醒浪漫
(资料图)
张巧慧
一扇门。窄门。
我曾与一位居士有过思辨式的讨论，我说：“庄严是美的一部分。”他说：“美是庄严的一部分”。我强调对美的直接感受力，他强调精神能见度和使命感。写诗的缘起，关乎美与庄严。
每个人都怀揣光源
第一本诗集《朔风无辜》，我在后记中写道：“我是我的旁观者，诗歌是我的眼睛，令我在俗世生活中保持深度的清醒和浪漫主义。我至少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陷于庸常；另一个执守着理想主义的傲骨。这两人不时会有冲突，诗歌便是自我劝慰的一种方式。”
仅是入门，我就用了五六年时间。从散文到诗歌，走过误区，总担心没有交代清楚，语言偏向散文化。这样纠结了一年多。08年在杭州买到韩作荣老师的《诗歌讲稿》，细细读了两遍，对方法论有所体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套诗集，中国现代诗歌早期的流派基本都有，翻了一遍，大致了解了现代诗歌的脉络。
写诗跟学书法一样，临帖要先会读帖，读懂了才知道何为好的。读而通，写而达，得掌握一定技法。读了不少《人民文学》获奖诗歌：雷平阳、张执浩、古马、刘立云等。几个书柜都是诗集，有些版本已买不到，便找复印件。又搜索了活跃在当代一线的诗人：马新朝、荣荣、王小妮、大解、汤养宗、陈先发、蓝蓝……博客时代提供给初学者更多便捷。读到一首好诗，是件惬意的事。同时开始涉猎外国诗歌，也是满满一书柜。
通过阅读和练习，完成了我的入门仪式。胡弦曾说诗人是神选中的人，我有幸手持钥匙。作为一个敏感女性，我惯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白樱是诗，洗衣做饭亦能入诗，单位隔壁红十字医院那个垂死的病人，亦是诗。但它所映照的仅是我的个人体验。这细弱的声音，如同雏鸟的鸣叫，尖细而不稳定，偶有清音。这种抒情基本是个人化的，代表我写诗历程的第一阶段。
她的美，有被毁的痕迹
2013年浙江省作协组织的某次研讨会上，商震先生给我指出要注意审美的宽度。宽度，仿佛把一种使命感交付与我。诗歌不仅是反映个人存在，更有其思想、诗学、美学和历史上的意义和理由。
显然我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使命的。扎加耶夫斯基有诗：“试着赞美这遭毁损的世界”（或译成“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不可否认，每个人都经历了毁损与重建，我们所处的时代加强了这种感受。某次在北京“宁波青年诗群研讨会”上，我谈到“失去和重建是70后集中面对的”。失去故乡是一大主题，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我们童年的母校都已被拆迁或整合。母校作为思想启蒙和传授知识的象征载体，“你还有母校吗？”也可视作对精神世界的质疑和辨认。假如说“返乡而不至”是一个隐喻，那么“返校而不至”是这个隐喻形而上的部分。
在这样的断裂、觉醒、维护与重建之间，诗人们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横向来看，是对整个当下的观照和深入；从纵向来看，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并且交代一代人的来处和出路。我们要处理的不仅是内心的汹涌，要表达的不仅是疼痛和苦难，更需要完成本时代的诗歌美学定位和精神秩序的重建。
更大的格局，须有相应的自身素养为对应。功夫在诗外，我试图通过多方位的补给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除了读各种书，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等，还得经历。
《与大江书》组诗可视为一次尝试。2014年随浙江省作协参与钱塘江采风创作活动，一条大江对文明的发轫之功不容小觑。实地考察还原一条江的悲剧性，而想象开启了对已逝之物的灵视，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获得了对应。万物皆可入诗，我仿佛从暗室中推门而出，立体的世界迎面而来。更多的素材进入诗歌文本，悲剧成为精神性的祭台，我试图做这样的尝试：叙事的结构，冷抒情的质地，在向下和及物之上做知性的提升。我的声音渐渐趋于中性，这是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而不再局限于“女人”。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反思自己的写作有一定启悟。“江南多才子”有时是贬义的，嘲讽了江南文化整体性的绵软。北方素有文化优越感，而我们也确实过多地继承了南方的母性血统。但其实江南是有质地的。比如新安江水电站工程，近三十万人背井离乡，山川、河流、每一个物种都遭遇了变故。这种悲壮和巨大的疼痛感砌入到山河的骨骼之中。在历史坐标系中，审视一场浩大的人为断流中“人”的角色，除了“我们”，还有大自然、宇宙、不可知的神灵，人类不是万物的尺度，触发我关于叙述主体意识的扩延以及写作身份的反省。
文明传承有其神秘的符号，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尤其是跨湖桥遗址，记录着海侵的风刀霜剑。在衢江荷花芯遗址，我捡到一角精致的汉代墓碑并带回家。人性与生死，也是每个诗人必须直面和回答的问题。我看到此时此刻我的镜像，死亡像对立面一样矗立起来，而江南的历史和文明成为浩大的背景。
历史、地理、文化、哲学、时间……多重介入，打开了写作视野。第二本诗集《缺席》列入诗刊第30届青春诗会丛书，或能视作第二阶段的小结。可惜我限囿于自身的浅薄和理想主义，我的内心不够强大而不忍“撕开带血泪的绷带”，这种局限使诗歌调子显得过于统一而无法给出更有力的答复。
谁是这个世界的命名者
有一年我在扬州郊外的高旻寺，曾与一个小沙弥有过争论。那个年轻的僧人指着门口的柱子说：假如师父说这是香蕉，就叫香蕉。当时我很不服气，一向反感以权威是从的理论。在这个争论过程中，看出捆绑我的首先是既有经验，而后是个人主义。但后来我明白了，这个师父是开悟的大师。那么这既可以是柱子，也可以是香蕉，也可以是其他一切命名。谁是这个世界的命名者？很多时候，我们被自身所遮蔽，而诗人，就是拨开遮蔽，透过平庸的认知去发现、去重新命名的人。
提这件事是因为在我心中，诗性与神性具有某种一致性。第三个阶段，将是一段开悟的历程。观、世、音，感、觉、悟。我想接近文学的终极秘密，但并不着急。海南国际诗歌节时，与李元胜有过交谈。这个热衷于拍摄花草和昆虫的诗人说：希望接下来的写作，能是你的代表作——他们只能用诗句表现，无法用散文小说电影重述，它们更陌生，逼迫你放弃如今正用着的熟练技巧。他直接把创造制式、提高个人辨识度的问题放到我的面前，并告诉我接下来会更难。
假如说商震传递给我的使命是诗歌对庞大的承担，是介入式的；那么李元胜给我的使命，是诗人对语言本身的贡献。它不再是依靠经验可以解决，恰恰它可能拒绝经验，它不是回归，而是深度介入之后的出来。
这种机缘可遇而不可求。我开始阅读更多诗歌理论方面的书，弗里德里希、谢冕、吴思敬、陈超、霍俊明……然而我是悲观的。去年出了第四本诗集《与大江书》，今年又许久未写诗，我甚至以为自己能放下了。直到那天读到江非的《额尔古纳逢霍俊明》：“你、真理，和我 / 我们三个——说些什么 // 大雪封住江山 / 大雪又洗劫史册 // 岁月 / 大于泪水 / 寂寞 / 如祖国”，我的眼眶霎时温热！
是的，我曾经与一个居士有过一次思辩。我说：庄严是美的一部分；他说：美是庄严的一部分。引我入门的是瞬间打动我的美；而庄严，指向的是高度，是令人肃然起敬、令人甘愿奉献持续追寻甚至舍身而往的，如今击中我的，是诗歌的庄严。
张巧慧，宁波慈溪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作家》《十月》《青年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几十种文学杂志。著有《朔风无辜》《缺席》《与大江书》《走失的蝉衣》等，曾获2015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