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颠沛起伏的时代里，个体的生活容易显得弱小无力。时间长了，失望在滋生，抑郁在蔓延。如何在变幻莫测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安全感和生活的信心，成为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困厄。

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带着热望活下去。

(资料图)

如果你也陷入了这样的困顿中，汪曾祺先生的建议是去菜市场逛逛。

没错，菜市场是个能让人重新热爱生活的神奇场所。汪曾祺曾这样说道：“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普罗旺斯的夏天》

满满当当的货架，吵吵嚷嚷的家禽，人来人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流淌出热腾腾的生活。

一如先生爱去的地方，他的文字也是这样的“热腾腾”，鲜活的，朴拙的，能用幽默与风趣装点一切失序的生活。

汪曾祺

有读者会说，汪曾祺总是能够用一种很平淡的文字，一种几乎淡到连情节都没有了的叙事手法来写他的小说与散文，不正是因为他写的都是些安逸人生中的吃喝玩乐吗？恬静的生活自然催化出了淡然风趣的笔调。

但假如他的生活本身就非常戏剧性，在战乱之中、在动荡年代，他还能写出他标志性的朴拙、平淡和风趣吗？让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写西南联大时期的故事。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除了住宿条件简陋，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师生们还常受日军轰炸，空袭警报每天都要拉响好多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中，汪曾祺却用笔调为我们解构出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

《西南联大》纪录片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他眼中也很佩服临危不乱的同学，跑警报时，学校的锅炉房没人，有人趁热水充足，炉火空置，便畅快洗头、高兴地煮起冰糖莲子来，生死也当置之度外了。

梁文道在谈到汪曾祺时曾说：在生活不能平静的年代，仍然坚持在生活中看到平静的味道，那就是一种对于这种不平静生活的抵抗与救赎。

汪曾祺画作

汪曾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身处时代的逆境，他却始终对生活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

在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更因他对生活有着经久不息的浓烈趣味。就像他自己说：“生活是很好玩的——在哪里都能找到生活的趣味。”

写字、画画、做饭，明明平常普通的日常，他却深得其中的乐趣。“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在他的笔下，就连一草一木都灵动且富有哲思。

《人间草木》正是汪曾祺散文作品的标志，一部只收录花鸟虫鱼篇章的散文篇合集。一个平凡的景，经过汪曾祺的视角，便美得天真烂漫。在花草的散文中感悟汪曾祺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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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他形容栀子花的名句：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是一份恣意活着的态度，不仅要活着，还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

他写葡萄，如何在四季的轮转中展现出强大蓬勃的生命力。

三月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扇面似的伸开……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工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

十一月葡萄下架，“剪葡萄条。干脆得很，除了老条，一概剪光。葡萄又成了一个大秃子。剪下的葡萄条，挑有三个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长的一截，捆起来，放在屋里，准备明春插条。”

每一个月的葡萄都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模样以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汪曾祺画葡萄

四季的葡萄就如同汪曾祺的一生，在历史洪流改让个人幽微的命运始跌宕时，他仍然带着虔敬的心扎根于生活。

作为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毕业后的汪曾祺却没能如愿名震文坛，甚至一度找不到活儿干。童年丧母，成长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又在本可以施展拳脚的年纪遇上十年动荡，大半生都颠沛潦倒。他的好友杨毓珉曾写过他的窘境：

“他（汪曾祺）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

1958 年，汪曾祺被“批判”，许多年后他玩笑地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实际上，那天他回家向妻子转述与领导的谈话时，“忍不住哭出声来”。为此他搁笔数年，“不写了，没什么好写的！”

汪曾祺与家人

可最后，当60岁的他重新拿起笔，写下一鸣惊人的《受戒》，却没有半点苦闷和忧郁，全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他贪恋着人世间所有的酸甜苦辣，还保持着对生活骄傲的孩子气。

一如他写下对一草一木的观察。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因此，读汪曾祺笔下的花草，就如同看他在这人间的几十年。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除了上文讲到的趣闻，栀子葡萄，《草木人间》一书中还有汪曾祺笔下的早春新柳，夏夜流萤，晚秋蝉鸣，冬日莹雪……时间流转、四季变迁，暂别凡尘，在花鸟草木之中感受生活之美，用花香虫鸣温暖俗世人心。

读一点他的散文，你会更热爱这个世界。

汪曾祺的文风干净清雅，像带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鲜少讲什么大道理或是批判，也很难在文字下看出什么隐喻。他总是用一种带着人文主义温情的目光注视世间万物，用平实的词藻——甚至夹杂些许方言，像着水墨的画，用极淡的笔触将故事娓娓道来。

文章中大都采用短句，节奏明快，烂漫洒脱。晚年时，他更追求大道至简的极致，在作品里彻底消解了故事性，他将目光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关注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潮中的命运。只用三两笔闲淡地勾呈出情景，结尾淡如炊烟，余味但击人心。

汪曾祺的一生颠沛坎坷，历经无数苦痛。回归平静后，他仍然没用辛辣的语调，没有歇斯底里，而是用一种朴拙甚至带着点童真的视角真去回忆描摹。这种平静像是他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荒诞和解，但也是为了对抗或者说超越荒诞。

汪曾祺与沈从文

或许，正因为汪曾祺从未忘记沈从文的教导：“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汪曾祺的儿子说：“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想让我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有诗意的。

今天，我们再读汪曾祺，仍能体会到仿佛置身三、四月的稻田间，暖阳当头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