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已远去，但独属于它的魅力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张恨水、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这些早已与时光长河融为一体却始终活跃于后人记忆中的先生们，在各自的婚恋生活中经历的阵痛与蜕变，始终与其创作相联结。读懂他们的婚恋历史，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幕后的创作，进而更深刻地领悟爱情与婚姻，了解婚恋观变迁在历史洪流中的作用。

团结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夜沉月碧落：多元婚恋形式中的民国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的蜕变一代》一书，选取部分民国知名作家，在叙述他们婚恋历程的基础上，结合他们的创作生涯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婚恋模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引发了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困局”现象的思考。

正所谓，“夜已深沉，心上月高悬碧落”。让我们跟随《夜沉月碧落：多元婚恋形式中的民国作家——中国现代作家的蜕变一代》，一起走近这些知名作家或美满、或坎坷的情感世界，从文字与故事中透视20世纪婚姻观念变迁及其历史影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近代婚恋观的变迁

20世纪初期，受时代转型的影响，中国人的婚恋观发生巨变：几千年来的包办婚姻观念逐渐被打破，而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主张，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

或许因袭过重，晚清以来流行的仪式化婚姻观念，注重家族血脉和子嗣延续，强调家庭责任的婚姻形式，仍大行其道。这种规范外在行为的婚恋观，推崇夫妻间的责任和彼此间的敬重，引领时代风尚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对此也难以幸免。

然而，这些身处时代潮流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毕竟沐浴在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时代风气下，自然不会甘心谨遵父母之命、在压抑的包办婚姻中屈服，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抗争。

有的作家基于人性的良善和做人的责任，在保持既有婚姻形式的同时，将爱示于新人，又担当起照顾前任的使命，如张恨水之于徐文淑、胡秋霞和周南；有的作家则在相濡以沫中，压抑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垂暮之年，才蓦然发现，难以忘怀的仍然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恋情，如林语堂；有的虽感恩于发妻彼时相伴的恩情，待到“头白鸳鸯失伴飞”后，偶遇新人，则爆发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激情，如朱自清之于陈竹隐，梁实秋之于韩菁清；有的诗人，在空幻的诗文里寄予爱情的想象，加以婚姻的改造，希望在患难中彼此恩爱、相依为命，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以悲剧结局，如朱湘与霓君；钱钟书是个例外，他与杨绛的结合，既是自由恋爱的典范，又是比翼双飞的楷模，堪称20世纪中国作家中“绝无仅有的结合”。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张扬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婚恋观隐没在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时代潮流中。

追求个性解放、婚姻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婚恋观受到质疑。在民族危亡之中，儿女情长显得微不足道，集体化、社会化的婚恋观成为时代风尚。随着为民族生育的“优生学”生育观勃兴，沉溺于个人爱情幸福的主张日渐式微。左翼文人提倡文学武器论，使推崇个人情爱的“鸳鸯蝴蝶派”受到了严厉批判。

革命的洪流使个人情爱的意义，在集体化的婚恋观面前逐步消解。当一切都从社会整体出发，个人从属于社会，家庭只是社会的附属物时，个人情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缺乏了生存的土壤。

改革开放后，五四时期的个人婚恋观推陈出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又重新回归到社会生活。然而，因社会的急速市场化，中国人的婚恋观念也呈现出一种市场化倾向，婚姻业已成为个人利益的最大工具。此外，女性主义思想的再次苏醒，使更多的人去思考婚姻的本质。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就因此而呈现出极其复杂多变的状态。

正因为张恨水、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朱湘、钱钟书等作家，他们的婚恋生活经历了20世纪婚恋观的急速变化，乃至于人们对他们婚恋生活与创作生涯的关联兴趣不大。

连朱湘的《海外寄霓君》的影响，也无法与鲁迅的《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和沈从文的《湘行书简》相提并论。然而张恨水可以多妻和平共处，胜似亲人；林语堂耄耋之年仍难以忘怀的初恋；朱自清忘不了发妻的贤惠又珍视新人的温情；梁实秋在发妻死于非命后又投入热情似火的黄昏恋；朱湘在穷困和世俗中，绝望于婚姻的平庸；钱钟书与杨绛一辈子的举案齐眉……

书写著名作家、诗人和学者的经历，远比解说那些张扬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抑或主张个人情感让位于民族解放的芸芸众生的故事，更能形象地说明20中国何从办婚姻渡到自由恋爱的。

透过这些作家的婚恋历史和创作之路，或许我们更能洞悉20婚恋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感悟他们在婚恋生活中经历的阵痛和蜕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20世纪婚观迁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